构“团灭”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地学区房彻底“凉凉”，教育公平正渐渐回到应有轨道——让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。

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当下，中国2019年的基尼系数已经冲到0.47（达到0.5以上就是收入悬殊了），为了社会公平和稳定，资源再分配在所难免。

我们既可以是分配者

也可以是被分配者

前面提到，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、文化、习惯等影响下，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、慈善事业、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。

去年年初学习时报文章《第三次分配：内涵、特点及政策体系》称，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。

所以第三次分配，人人有份，既可以是分配者，也可以是被分配者。

中国的第三次分配的主要载体——慈善事业在中国发展相对滞后。

界面新闻报道，2019年中国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.44亿元，同比增长4.88%。这仅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0.15%；

而美国个人、遗产捐赠、基金会和企业向慈善机构捐赠了约4496.4亿美元，占到美国当年GDP的2.1%。

中国慈善事业任重道远。

在高质量共同富裕的目标下，有3件事情正在或即将发生：

第一，企业家参与扶贫没有终点，将迈入从比富到比慷慨度时代。

在“脱贫攻坚战”中，中国的民营企业、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热情参与，“万企帮万村”行动充分展示了中国公益的深度与厚度。

如今，脱贫攻坚战已经完成，不过企业的公益慈善事业没有终点。

在“构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”的大基调下，中国企业家会进入从比富到比公益慈善慷慨度的时代。

当然，“制度安排”也需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，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副院长邓国胜提出，一方面要进行短期刺激，实施慈善信托的减免税政策；

另一方面进行长期刺激，以政策激励慈善组织重视个人捐赠，更加积极开展慈善教育和慈善文化的培育。

相信与此相关的税收减免、优惠法律、政策也已经在路上了。

第二，中国离征房产税、遗产税越来越近。

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有（或有过）遗产税征税历史，比如美国遗产税采用超额累进制，税率在18%-40%之间，日本也采用超额累进制，税率一般在10%-55%之间。

迄今为止，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开征了遗产税。

中国虽然尚未开征遗产税，但是我们要做好10年内出台的准备。

《胡润财富报告2020》指出，中国600万资产“富裕家庭”数量首次突破500万户，未来10年将有17万亿元财富传给下一代。

当前，中国正值第一代富翁把他们的财富向第二代转移，这时候如果不及时推出遗产税，跨越代际的财富不平等就更难控制。

目前中国人财富不少体现在拥有多套房子上，特别是“炒房族”，搭上了房地产造富的时代顺风车，获得了超高收益。

“十四五”规划明确提出，要推进房地产税立法。

今年6月财政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。

第一财经报道，多位财税专家分析，继重庆上海之后，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有望扩围，为房地产税立法探路，积累经验。

在促进共同富裕目标下，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试点步伐很可能加速，房子越多、价格越贵的富人，做好要交更多税的准备。

第三，在监管的铁拳下，“一夜暴富”神话再难创造，中国将回归实业兴邦。

无论是房地产造富，还是互联网造富，又或是资本进入娱乐圈造富，“一夜暴富”的神话很难再被复制，在强监管时代，中国将谨防“脱实向虚”，发展的重心在实业。

乍一看，发展制造业与共同富裕关系不大，实则不然。

目前中国的分配结构是金字塔型，要形成“中间大、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”，就要推动更多塔底的人向中间层流动，塔底的是谁？除了农民，就是产业工人。

中国有4亿产业工人，但由于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，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%，相当于美国的7.4%。

简单地说，1个美国工人创造的财富，相当于13个中国工人。

这导致中国的产业工人的收入很难提升。

因此，提高产业工人的收入，就要从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和素质开始，在源头上就要发展职业教育，这样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才有希望。

说到底，共同富裕，牵涉到我们已经出现以及将要面对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，它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复杂的一盘大棋。

现在，我们有幸目睹这一重大历史进程被掀起了一角